当年，工厂原材料钢、铁、油都十分短缺，水电等能源也非常紧张。一拖虽然是被国家列入项目，但很多问题是需要自己解决的。于是，负责这项工作的禹治先就在每天苦思冥想度日如年中，突然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人......
从五十年代拖拉机厂就有了全托幼儿园，他们生活怎样呢，那些年轻的保育员和炊事员，现在还有人记得他们吗？
48红色铁流?太行山下走来的组织部长山西武乡，绵亘于太行山、太岳山之间，是与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齐名的革命圣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长期在这里驻扎。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这里进行长期的战斗和生活，并在这里组织指挥了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战。
一个仅有14万人口的小县，就有9万余人参加各类抗日团体，有2万余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年，武乡相距七八里路的两个村子又增添了一男一女武乡人。这个男孩叫梁自征，女孩叫赵艾英。
年，15岁的梁自征到太原城一个作手榴弹的兵工厂当工人，在那里，他接触了革命思想。年加入了抗日组织同盟会，年，日本人打入太原，他被迫回家，但不久他参加了抗日工人自卫队，并担任指导员，那年他还不到17岁。这个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于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很快又在抗日*府同盟会任二区区长。年轻的梁区长，高高的个子，工作上认真踏实，不断地被领导重用，从区长又到县委当了秘书长。
而那个赵艾英也长成了高挑能干的贤惠的好姑娘，村里人给梁自征的父母介绍，家里人很满意，捎信让梁自征回来成亲。
几天后，梁自征把照顾父母的事嘱托给新婚的妻子又踏上革命之路。赵艾英从此替他承担了所有的赡养和抚育。
这期间，梁自征一直在外忙工作，很少回家，连他们的第一个小孩夭折，也没顾上回家来，一直到了43年，他们才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时期梁自征又调到专署任县委秘书长，根据形势需要，抗日干部奉命南下，26岁那年梁自征到河南汤阴县委任秘书，走之前，他回家看望了父母儿子。经组织批准，赵艾英也要和他一起走。三岁的孩子交给了赵艾英的娘家，由姥姥姥爷舅舅照看。这一走，梁自征直到去世再没回过故乡。
赵艾英跟随丈夫到了专署机关后，先进入补习班进行了文化补习，而后进入工会工作。年，梁自征又被调任淇县当副县长。赵艾英也逐步适应了工作。
而这时，他们的儿子梁铁峰，正遭受着一个又一个磨难，由于日本人的猖狂野蛮，老百姓整日不得安宁，一次次跑“老日”，姥姥姥爷和舅舅都得带着这个小娃娃，少吃没喝，受尽了磨砺。而这些人祸刚刚躲过去，又有了天灾，小铁锋，先是发烧，郎中看了像是“白喉”家里人都吓的不得了，那年月没有啥好法子，喝点中药，总算熬过来了，可没多久，又得了像是猩红热，这孩子可把舅舅一家折腾坏了，终究又熬过来了，他又得了疥疮，一心为革命事业的梁自征夫妇哪会知道他们的孩子一次次在死亡线上挣……
年安阳（当时属平原省）解放了，梁自征任安阳市*府民*科科长，后又任组织部长兼市工会主席，赵艾英在工会女工部工作。而这时，他们的儿子已经六岁了，该上学了。
一天，一头大骡子来到小铁锋的姥爷家门口，随后近来一个干部模样的女同志还有警卫员。铁峰，打量着又好奇又不安，当姥姥告诉他“这是你妈妈，快叫妈——”。他吓跑了，他说这不是他妈，他要舅舅带他去找村里找妈。
因为旅途遥远，没有交通车辆，梁自征工作忙不能前来，后来组织上租了一头骡子派警卫员和赵艾英回山西武乡接孩子。
就这样，梁铁峰哭闹着被抱上了骡子背上的筐子里，离开了姥姥姥爷舅舅，和母亲一齐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向他的新家出发。
几天后，他们母子到了安阳，梁铁峰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爸爸。随后，他被送去上学，而这个学校就是为解决干部子弟的上学问题，全托，每个孩子享受供给制，只有到星期天能回家。
那个年代，很多革命干部的孩子，学习和生活没问题了，但和父母仍旧是陌生，就一天的时间，父母亲仍旧是工作，很晚才回来。在他已是花甲之年，他还能记得平时一个人在学校，吃食堂睡大铺，发烧了，有病了，也不见父母，医院的长椅上，而旁边照顾他的是学校的保教人员或者老师。
年5月1日，铁峰的妹妹梁一萍出生了，哥哥比妹妹大了八岁，一萍曾很多次问母亲“为什么我的哥哥比我大这么多？”还有“人家都那么多姊妹兄弟，我们家就我和我哥？”
天真幼稚的妹妹，她哪里知道，父母都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生活。后来大一点了，母亲告诉她，“你，为什么叫一萍？你本来还不到预产期，五一那天安阳市总工会组织大家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游行活动，由于活动量太了，和劳累过度，还没回到家，医院，你就哭闹着就生了”
梁一萍，是这样“抗议”着“哭闹”着来到了这个世界，而她的倔强脾气和叛逆性格在很长时间里，都成为了母亲的头疼事儿。
一萍生下来，很快就找了一个奶妈，一萍是在奶妈家里长大的。
那时的人，真的……他们的心里只有工作，即使结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子女，可都全然可以“不顾”。
年，梁自征随同安阳市市委书记刘方生，办公室任志新，由平原省（后合并为河南省）省*府派遣洛阳，支援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刘方生时任副厂长，梁自征任组织部长兼团总支书记。那一年他34岁。
由于儿子正上学，女儿还不到3岁，赵艾英留在安阳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补习文化一边照顾孩子，，这个农村妇女所有的文化都是在参加革命工作后，刻苦补出来的。
就在这年的六七月份，只身来到洛阳的梁自征被安排到洛阳老城新建校，新建校原本就是一个学校，在陇海线南边烧沟村前面，临时被拖拉机厂筹备处征用。
这些前来的干部，每一家一间十多平方的住房，几家一个“巨”字型的院子，房间里配置一张桌子，一个木头的脸盆架，一张床。梁铁峰和李芳生，刘冀锋等和警卫队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共用的用棚子搭的厨房，和一个自来水水池。
由于梁自征只身一人，平时也不在意照顾自己，饿了，买个烧饼，红薯，他经常有一顿没一顿，干馒头就咸菜的，生活非常简朴。
后来，他染上了痢疾而且很严重，加之又是千头万绪的工作，身体空虚加劳累，一下病倒了。
那时候，缺医少药，他几天高烧不退，人米粒不进，幸亏同来来筹备处报道的河南省医学院毕业的也来支援拖拉机厂大学生孔靖涛夫妇，立刻来给他救治，输液喂药。10岁的梁铁峰刚好放暑假，闻讯赶来。他看到爸爸时，竟不敢认识，本来高大魁梧的父亲，这时卷缩着，人憔悴消瘦，就剩高高的颧骨和两只大眼睛。
他们不会想到。这场病给梁自征的身体是一次毁灭性地摧毁，从此埋下了祸根。
年的冬天，在组织的安排下，赵艾英在日夜牵挂中，终于带着儿女也调到了拖拉机厂。可这刚刚四岁的女儿，抱着奶妈怎么也不松手，哭得跟泪人似的，她怎么也不跟眼前的妈妈走。火车上她哭闹了一路，不吃不喝，到了新建校，她也不进屋，就是哭闹着要“回安阳找自己的妈妈”，这个倔强的女孩，让母亲实在无奈，只好把她扔在了雪地，任她哭闹吧，后来还是别人家的保姆把她领走哄了她很久很久。
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干起工作，都是拼了命的，而谁能想到了他们的子女大都缺失了父母的陪护和关爱，他们要么被扔给保姆，要么送到全托的幼儿园和学校，周日或者锁在家里，那种孤独和无奈是无法和现在的孩子相比，可以说这些革命干部的子女是缺失父母关爱的一代人。
梁一萍倔强的性格不认眼前父母的戒备心里一直到了从新建校搬到涧西的十号街坊的楼房里，她还是存在戒备心理，哥哥记得，爸妈下班了，她钻到床底下不出来，怄气，她的哥哥经常要想办法把她哄出来。有时哥哥上学住校，没人看管时，她就被锁在家里，哥哥同学看到了，觉得她怪可怜，告诉了哥哥，可哥哥也没办法。她有一次，她自己跑出去了，还差点跑丢了，害得家人到处找。
已经当了奶奶的梁一萍，对爸爸印象最深刻的是，半夜里，她被说话声惊醒了，她看见爸爸回来了，可第二天一睁眼，又不见爸爸的影了，她不止一次地想“半夜里，爸爸回来，路上那么黑，遇到了坏人怎么办？”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爸爸把她拉到身边说：“一人在家，听见枪声一定不要起来，要赶紧趴下，子弹飞来也打不住”，
再后来，爸爸就像报纸上的焦裕禄，黑瘦黑瘦，衣服破旧，眼窝凹陷，每天白天在厂里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工作……
这是爸爸一生给她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爱”，这是一份多么无语的令人唏嘘的爱。
年，拖拉机厂部分家属房交工了，他们全家搬了过来住在十号苏式建筑房里，有了一个两小间住房的单元房，梁自征自己占了一间。里面有电话，这对孩子们来讲，却有点不理解或者有点神秘。母亲教育他们“不要随便进爸爸房间，不要随便摸爸爸的文件”而且他们看到，爸爸谈起话来或打电话都是要关着门的。
梁自征做为拖拉机制造厂的第一任组织部长，其实正是为拖拉机厂选送考核培养干部的最重要阶段。这个工作酿成了他严肃认真，谨慎保守和孤独的性格，不拘言笑。他其实没有直接和拖拉机打过一天的交道，从年到拖拉机厂那天起，担任的是第一任组织部长，他是在工厂机器机床的背后，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工作和战斗。
那个年代的组织工作，何其重要。他即将面对的一个两三万职工的企业，要为拖拉机厂审核考察选调安排众多的干部，他为此付出了常人不知道的辛苦。
当年，梁铁峰也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暗下决心，一定再回太行武乡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后来，再大点儿，一方面频繁地转学，一方面也搞不懂父亲工作的性质，几乎没有什么父子间的交流。
他先是到洛阳北关烧沟村上学，后有到周公庙附近的一个完小上学，初中了，他先后五中，二中，九中，都上过。因此有了很多洛阳籍的分布在城东城西的童年伙伴，高中毕业后，年他考入隶属北京八机部的师资班（大专），毕业后他先被分到开封实习后被分配到贵州工作。
除了爸爸的工作，他的母亲，担任了工会女工部副部长，后来又调到组织部做档案管理工作，再后来又调到安置拖拉拉厂的家属们建立的五七工厂做领导。有一个时期，为了支援街道大办事处，她又兼任了长安路办事处的工作，任居委会主任和涧西区长安路*支部委员。母亲工作忙的，根本顾不了家里。哥哥记得，有一次妹妹不知道吃什么中*了，全身浮肿，头肿的像个大头娃娃，可妈妈没时间，医院，就让他去帮忙照顾妹妹。
而这期间，他们的母亲又由于父亲工作更忙，还要处理老家爷爷奶奶的事。老家爷爷去世，包括后来的奶奶姥姥姥爷，舅舅的生活，全是由他们的母亲一人回去处理的。爷爷去世，父亲都没能回去。梁铁峰觉得他的母亲是天底下最能干最有担当的人。
后来，到了wg期间，什么都乱，可拖拉机厂的生产不能乱，这个时候很多干部靠边站，而他们的爸爸，被临危受命，进入三结合班子，担当工厂副主任。年，北京传来周总理亲自签名的对父亲下达的副厂长认命书。（这份认命书一直在北京机械部档案室，现收藏在拖拉机厂农耕博物馆）。
铁峰无数次替爸爸后悔，那时爸爸其实已经有病了，他可以或者说不应该再担任这么重的工作了。
但，他们这一代人，是把自己整个人生都交给*交给组织的人，所有的劝说都可能是多余的。
梁自征接待外宾，安排组织生产，落实干部*策，面对不安定的复杂局面，也为了让*中央国务院，让周总理放心，拖拉机厂的东方红拖拉机仍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全国各地。
梁铁峰记得，就在他考上师资班时候，一天，爸爸和他谈话。爸爸告诉他“有可能要调入北京，要他在这里安心读书完成学业”，但爸爸没有调走，后来才隐约知道是中央组织部没有批准，因为洛阳拖拉机厂更需要他。
这样的情况下，梁自征又像往常一样日出晚归地忙工作，一直不在意自己的身体，但见他日益消瘦，医院做了检查，发现是胃病非常严重肝上也有病，医生给他开了药，可他又坚持上班了。由于得知自己肝上有病，他总是把办公室的门把，椅子，这些和人接触比较多的地方搽每天都擦洗一遍又一遍，怕传染给其他同志，和人同志说话都捂着嘴。但没多久，他的身体急剧恶化，已经检查出是胃癌后期转移到了肝上，梁自征很快被送到了北京，但没住几天，刚好又赶上lb事件的发生，在京的外地人员要全部离京，病重的爸爸是被特批留在北京的，但家人、同事包括一拖的领导任何人都无法前去，身边只有陪护的一个人。
年10月的一天，梁自征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孤独地走完了他短暂的革命的人生，那年他刚刚49岁。他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之前，梁铁峰带着妻子到贵州报道，医院看望了父亲，当时爸爸可能已知道自己的病情时日不多，他对铁峰说，也是爸爸去世前留给他的唯一的一段话：“你母亲身体不好，你要照顾好她”，铁峰含泪告别了父亲，然这竟是一次和父亲最后的别离.
母亲那年也是49岁，爸爸走后，他在贵州工作。当时洛阳的妈妈和上中学的妹妹在一起，梁铁峰心里还好受点，可两年后的年，妹妹响应上山下乡被分配到伊川当知青，本来妹妹属于可以留下的，但有人说：你是革命干部子弟，你起个带头作用吧！母亲赵艾英更是没什么好说的，妹妹下乡了，留下母亲孤独一人。
这是的梁铁峰怎么也坐不住了，为了爸爸的遗愿，也为了母亲，他和妻子，申请调到洛阳拖拉机厂，而拖拉机厂只能安排他们到车间里当工人，即便是这样，为了母亲他也要回来。就这样他在发动机分厂当了一名钳工，一干就是三十年。但能照顾到母亲，他好不后悔。
其实，由于他小时候被忙于革命工作父母无暇顾及，被放在乡下姥姥家，也曾得过很多病，身体的底子也不好，虽命身体躲过了一劫又一劫，但常年在高温、油烟、铁屑，噪音弥漫的车间里，他得了肺结核病，咳嗽很厉害，这个病传染性强又强，无法在车间里呆下去了。年，时任*校副校长王俊昌对他说：“你来吧，*校正在筹建，来这里干”。
*校，在远离市区的谷水西边，荒地空旷，每天他骑车去，到那里拉砖挖土，种树种花，晚上回来，没想到他的病竟好了。
但*校离市区太远，早出晚归，不好顾及家里。为了照顾市区的母亲和孩子，他又不得不调回厂里，之后，他先到组织部，然后下分厂，而后来又调回组织部，并在退休后继续担任一拖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委委员，义务帮助社保中心解决退休职工社保方面的问题。
他是最早的一批“拖二代”的老大哥，他常常自比父亲那一带人，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但工作上的奉献却是远远不够，甚至无法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父辈们相比，所以这也是他退休后接到社保中心的邀请后，没有任何犹豫就干起了这个“*代表”，退休后能继续为拖拉机厂职工服务，他觉得更多的是对父母、对父母拼搏过的拖拉拉厂的热爱。
梁铁峰是拖一代的后代，他从工人做起到组织部副处级纪检员到二装分厂*委副书记，纪委办公室主任，再到后来*委书记助理、*委组织部部长，历史是这样机缘巧合，那长眠地下的爸爸何曾会想到他的儿子几十年后又接过了他的接力棒，又在拖拉机厂组织部长这个岗位坚守。
梁铁峰没有辜负父亲让他照顾母亲的嘱托，长大了他也更理解了父母。让他引以骄傲的是：父母媒妁之言走到了一起，但从此，他们彼此结成革命伴侣。从战争年代走到了新中国和平的工业建设时期。尤其是自己的母亲，她没有文化，但她一生刻苦学习坚定地追随着父亲一点点进步，胜任了组织上分配的各种工作。同时她是个工作家庭共同担当的人，承担了父亲没有尽责的对老人的养老送终，对孩子教育照顾。父亲走后，她强忍悲痛，又投入和更加努力地工作，对儿女的工作安排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丈夫走后，儿子又不在身边，她可以要求女儿不下乡；她的儿子媳妇从贵州回来，她完全可以打个招呼给安排个轻松的办公室工作，可她，没有。或许，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梁铁峰的妻子常南云的爸爸其实是比自己父亲官职还要大的北京高干，然而，他和她都没有任何炫耀，没有任何请求被照顾。她从贵州回来后，一直在弱电分厂基层工作。应该说，他们作为拖一代的第二代，是值得赞扬的。
梁铁峰的母亲在晚年，老人又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她请求组织上允许把丈夫梁自征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由她和子女们送回他的故乡，他和她都要长眠在这个太行山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或许是丈夫生前没有好好地照顾双亲，她想帮助他实现对父母苛尽孝道遗愿，永远匍匐在父母的身旁，陪他们看日出赏月明。铁峰兄妹帮助妈妈完成了这个意愿。
她的儿子铁峰回来后，老人不再孤独了。她和儿子媳妇孙子们一起生活，一直到90多岁，她病重时，铁峰和妹妹一个晚上照顾一个白天侍奉，尽心尽意地直到把老人送走，而后，他又遵从母亲的另一个心愿，为她故后一次性交了两千元的*费。
《红色铁流》的故事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集结，我们会在这些故事里怀念每一个为之付出和奋斗的人。
梁铁峰说了一句心酸的话，“我一天也没有伺候照顾父亲。没有对父亲尽过孝。我常常问，父亲的家在哪儿？在办公室？父亲有家有亲人，可他很少享受其乐融融的天伦亲情，一生都严肃和沉默寡语‘孤独’谨慎。”他曾经是多么的看不懂父亲，不能理解父亲。
是的，这是一个动人也略显悲切的故事，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献身革命的共产*员的缩影。由于梁自征的工作性质让铁峰也我们都难以得知他更多的故事，但幸运的是他的老伴，他的儿女身上依然闪烁着他的影子，完成着他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为他骄傲。
49红色铁流?一个用俄语打电话的故事年禹治先拿着行李从濮阳来洛阳，那年他还不到十八岁。他奉命来到洛阳的时候，一拖还只是一个神秘的代号——“”。
他是从濮阳财*局来的，到洛阳后被分配在计划处，负责全厂建设生产的所有原材料采购，这个环节是保证工厂建设进度很重要的第一步。?
当时的情况下，原材料钢、铁、油都十分短缺，水电等能源也非常紧张。一拖虽然是被国家列入项目，但很多问题是需要自己解决的。由于一些重大的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特大型企业国家有一个照顾的举措，就是对这个企业实行计划单列。这样的活原材料、运输、能源等问题都能由国家统一调配解决，要比省、市解决要便利得多。由于计划指标直接划到国家计划里，这些企业每年可以直接参加国家会议，直接与国家有关部门对话，能享受到国家许多的优惠*策。
刚刚兴建起来的中国一拖能否尽早尽快顺利纳入国家计划并能在单列中，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一拖厂领导把实现这个重要的事情交给了这个年轻的禹治先来办。接到命令，他非常激动同时又非常不安，感担子太重了。但他还是立刻着手开始工作。首先写了申请报告，先与省、市的主管部门联络。很快，省市的推荐意见都批下来了。
但厂领导要求的最关键的是要取得国家机械部的肯定和推荐。走到这个环节，他有点无从下手了，北京没去过，部里的人一个不认识，像个无底洞的事，即使自己去了，一旦得不到部里的支持，那就砸了。这可怎么办？他真被被难住了，但他仍然邑阳北京来回地跑了几趟，但和机械部的联络难度太大了，没有进展工作就被卡在了这里。可厂领导一直在问在催，他着急地头发都要白了。
就在每天苦思冥想度日如年中，突然有一天，禹治先脑子里不知怎地跳出了一个名字：张兰。这是他曾经的同事，且听说她早年留学苏联时，和北京机械电子工业部一个领导的夫人是同学。对了，问问她，看看有没有办法？经厂长何泽民的同意后，他立即联系上了张兰。电话里张兰一听是这个事，她非常支持和乐意帮忙，她还说，生产拖拉机这个事是新中国举足轻重利国利民的好项目，按理说，部里会支持的。
禹治先听了张兰的话，增添了很大的勇气。于是他立刻邀请她，两个人立马赶赴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部里，等他们说明来意，在机械电子工业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同意让张兰拨打电话，不一会儿她真的和老同学叶楚梅联系上了，禹治先以及在场的人都十分兴奋。那边电话一接通，魏庆兰紧握着“叶楚梅，我是张兰，我来北京了，想见见你了。”可电话那边传来的却是“张兰？张兰是谁？我不认识张兰呀。”?
听到这回复，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难道打错了？怎么可能，对方的名字是对的？”张兰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一旁的禹治先说“你们都在苏联留学，留学时的名字是叫什么，是不是不叫‘张兰’？”经禹治先这么一提醒，张兰一下醒悟过来“对哦，我们都用的是俄文名字，而且平时也都习惯称呼俄文名字，我用俄语和她讲话，试试看。”?
果然，当张兰再次拨通电话，用俄语自报家门后，电话那端的叶楚梅也立刻想起了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是你呀，老同学”电话两个人一下就拉进了距离，叶楚梅马上在电话里问张兰到北京来有什么事，张兰也就急迫地说出了缘由。叶楚梅听了，原来是为拖拉机厂的事，而且能找到这样的关系，托她的老同学专门进京费心找到她，看来是真遇到困难了。放下电话，她琢磨着怎么办，看来只有找自己的爱人了，他在机械部任职，如果符合国家的规定，应该问题不大。于是，叶楚梅又拿起电话，告诉张兰，“这是件好事，她一定会积极帮助，但要回去告诉爱人，看看能不能得到爱人在工作范围之内能不能给予帮助和支持。让他们等她的电话。叶楚梅的这番话，让在场的人既感动又惴惴不安。
很快，在叶静梅的积极协调下，她的爱人立即让禹治先把带来的有关第一拖拉机厂的申请和省、市报批的意见报给机械部有关部门，然后他又亲自给机械部里打了报告，也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让禹治先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机械部很快就对他递上的报告进行调研和报批，没多久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被列入国家的单列计划被批准了，禹治先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影响力这么大，这样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一听说是关于拖拉机厂的事，竟没有半点推辞，虽然是他用看似“托熟人走后门”的形式把问题解决了，其实还是国家对这个工业项目最大程度地支持。
但禹治先和张兰，还是激动不已，尤其是叶楚梅大公无私地力举，拿到了这个计划，真为厂里感到幸运。就在禹治先他们回来不久，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下达了对于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有关生产原材料在国家计划中优先供应的批文，全厂职工欢欣鼓舞，就连厂领导也对禹治先这一“良苦用心”刮目相看。
但禹治先很快把这件事放到了一边，马上投入紧张地工作中。其实在那段历史里，为了拖拉机的顺利生产，还有许许多多像他那样，为工厂排忧解难。无论大小，也无论困难有多大，唯一想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为生产开路，多出拖拉机，同时，拖拉机的事也成为那个年代是全国人民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