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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四辑（年12月），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一场无声的革命
红*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述论
作者：李乾坤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摘要
面对红*时期革命根据地疫病丛生与自然资源丰富相交错的自然环境与*治压迫严重、社会经济封闭困顿和卫生状况恶劣的社会生态,中国共产*领导根据地*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克服缺医少药和各种敌对势力不断“围剿”的困难,白手起家,在红*各部队和苏维埃地方逐步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医疗卫生组织,开展了战伤救护和卫生防病工作,降低了红*部队的死亡率、伤残率,保证了武装斗争的有序进行。红*时期中国共产*领导广大*民在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医院*治工作机制,成立了简单而不平凡的工农剧社,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的各项医疗卫生*策,使科学卫生的观念深入人心。
关键词
红*时期中国共产*医疗卫生工作社会动员
红*时期中国共产*克服重重困难，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医疗卫生工作。这不仅使红*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显著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在农村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卫生革命，普通民众的健康状况也为之改观。与国共两*正面战场的对抗相比，这场革命是一场无声的对抗与竞争。他们都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在江西展开了一场公共卫生革命的角逐，以争取民众的拥护，提升自身的合法性。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中国共产*拥有的资源虽然少得可怜，内外环境堪忧，但其能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克服了这些弊端与困难，结果以弱胜强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使国民*当局在部分地区最终用屠戮来消除中国共产*的影响，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在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嬗变及当时那些各具特色的创新实践，对当今的医疗卫生工作及其他相关工作的开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红*时期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开创的背景
“环境对人类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行为或集体行为，都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它将无穷无尽、抽象化的、可能的途径与方法，缩小为为数不多的、可行的途径与方法。”但与此同时，环境也向个人或集体行动者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和有利条件。红*时期，在统治集团与各省*阀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国共产*在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过程中就面临这样一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
（一）红*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自然环境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发动武装革命，创建了自己的*队——中国工农红*。在攻打大城市受挫后，一些活学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人，结合当时实际，领导工农红*先后创建了井冈山、中央、鄂豫皖、湘鄂西、海陆丰、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权”的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这里既是中国共产*实施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的战略基地，也是其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验场。
这一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大都建立在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或丘陵地带，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有利的地势为游击战争的开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方便就近隐藏来不及撤退的伤病员，这种优势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与反围剿失败后尤为凸显;山区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使红*与苏区的医务工作者即使在惨遭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也能对伤病员展开有效的救治。如中共开创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处于江西和湖南两省的交界处。这里物产丰富，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给养，又有可进可守的有利地势，最利于*事割据。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游击区相继涵盖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四省的52个县。这个区域高山重重，地势十分险峻，是红*开展进退自如的游击战争的天然庇护所。红*时期影响力较大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其间千山万壑，纵横交错，大别山脉雄峙中央，地势险要，植被繁茂，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这些地区，河流众多，湖泊星罗棋布。这些河流在山区大多呈深割切状态，沟深坡陡，水流湍急，一遇暴雨，山洪暴发，淹没附近低洼地区，造成洪灾。如固始、潢川等县，约有低洼易涝面积70多万亩，大水年份全部受灾，平常年份也有数10万亩受灾，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这些根据地大多位于淮河以南，自古就被称为“瘴疠之地”，每逢夏秋“蚊、蝇、老鼠等传染致病媒介几乎遍地滋生，各种多发病和地方病常年危害”*民。此外，这些地区远离中心城市，除临江靠河的地区外，大多交通不便，不利于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等技术力量和物资的获得以及战时伤病员的转移。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资条件的匮乏与“治疗方面的失误，致使不少不该牺牲的伤病员牺牲了，不该残废的残废了，能早些治愈的延长了治愈期，由此给红*有生力量带来很大损失”。
（二）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的社会生态
大革命之后各派*阀之间矛盾丛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广大农村地区和山区成为国民*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封建的地主经济和*治，仍然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核心”。当时，虽然国民**府也出台了《土地法令》，要求各地施行“二五减租”，但事实上的割据致使各省尤其是各省的地方*府依然我行我素，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而自肥，让这样的*府去主动关心民众的健康简直是奢望。土地的高度集中，是大革命前闽浙赣边界一个突出的经济现象。据弋阳、上饶、铅山、横峰、贵溪五县的调查:“占人口总数不到9.5%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80%以上;占人口总数的90.5%的贫苦农民，占有的土地还不到20%，而且坐落偏远，土质贫瘠。贵溪大地主张天师，即占有贵溪、弋阳、铅山、余江等附近8县的土地，面积达余亩。”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前，陕南镇巴一带占当地人口不足12%的地主富农，就占据了3/4强的耕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了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就得向地主交高额的押金和地租。很多农民冬天没有棉被和棉衣，只有睡稻草，盖蓑衣，披麻布，围棕片。有些农民全家人只有一条能穿出门的裤子，家里的人要出门，只有等外出的人回来了，才能换过裤子穿出去。许多大姑娘不敢出门，只有躲在家里烤火。在此情形下，广大贫苦民众力求温饱而不得，因此也就无法顾及其他。他们即使害了病也无钱医治，真是“每患疾病，只坐以待毙耳”。如在赣东，一个农民患了打皮寒(注:疟疾)，他又晓得治皮寒顶好的药，就是*子丸———金鸡纳霜丸，农民只晓得叫*子丸，当他问人:“*子丸多少钱一个?”“一百钱一个。”“吃几个就会断根?”“那吃不起，还是让挨下去;有命就会挨好来，挨不好，死了就算吧!”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烧十几次，就会瘦得一层皮包骨头地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另据当时北平市公共事务所调查，北平内左二区死亡人数就医情况统计:曾经西医诊者为16.3%，曾经中医诊治者为44.3%，未经医生诊治者占34.9%。拥有较为丰富的医疗资源的北平市尚且如此，在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此种情况更是凄惨。加之千百年来广大乡村的医疗救治一直靠零散的中医、草医和巫医维持着，直至大革命后期全国县一级的卫生设施还十分缺乏、卫生条件十分落后，更遑论连中医都紧缺的乡村。如地处闽西山区的宁化县，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当时用旧法接生，没有接生器械，缺乏消*知识，难免失误。农村则更糟，对难产妇女，有的用旧剪刀动手术，秤钩取胎盘，造成膀胱阴道瘘，终身难治，痛苦万分，因分娩致死是常有的事;胎儿出生患破伤风死亡的很多。各乡圩市，只有个别中药店。而行医者多为游医、巫医治病，他们从药店廉价购买裁剥的补药碎屑，拌以炒焦的地瓜渣和狗骨共同碾粉制成药丸，装潢甚美，招摇撞骗，以假药欺人。革命前此地传染疾病终年不断，加以早婚和迷信*神等陋俗，影响人体健康，死亡率高，平均年龄不到50岁，人口逐渐减少，这和卫生条件差是息息相关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决定了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处于各省交界地区的广大民众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根本无力供养子女读书，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各村目不识丁者十之八九。据记载，在赣南闽西、鄂豫皖边、湘鄂西边的许多县，文盲人数居然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95%以上。据统计，年全国社会教育机关只有个，学生总数人;年社会教育机关为个，学生为人。如果以4.5亿人计算，平均余人才有1个社会教育机关，每人中才有1人享受社会教育的机会。而在零零星星的学校和私塾里，不仅服务范围有限，而且内容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文化教育的贫乏又导致农民卫生意识的淡薄。如在方志敏的老家赣东弋阳县湖塘村，当时村里“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的散布在路上……民众家中乱七八糟，牛羊粪便满地。”“在这样污秽环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烂脚的特别多。”另据川陕地区的大限盘石乡《乡志》记载:“居民不重清洁，不重卫生……蛇虫蝼蚁，蚊蝇鼠蚤，蛛网密布，有碍健康，妨害生命，如此之家，十之八九。”各个革命根据地卫生条件的恶劣程度可见一斑。这种环境为各种疫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严重威胁了生活在其中的民众的健康。如红四方面*入川以前，劳动人民绝大多数是不洗脸，不勤换衣服，几乎没有洗过澡，虱子满身，孩子们多因麻疹、天花、蛔虫病夭折，新生儿因破伤风而丧生者占70%—80%、劳苦大众死于肺结核病的占60%以上。而江西省泰和马市河两岸，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间，有7个户到户的村庄被血吸虫病消灭，有数百家因病绝户，以致0多亩良田荒芜。又如云南省思茅县城区的复兴镇，原有3人，由于疟疾的超高度流行，全镇死的死、逃的逃，至新中国成立前只剩下多人。
经济上的贫困与科学文化知识的贫瘠，使对疫病感觉到恐惧和无助的贫苦民众，一旦遭遇疾疫，就纷纷寻求非自然力———神灵的保佑。当时文化科学落后，人们迷信*神的观念很深，得了病都归咎于*神作怪，不是碰见*，就是中了邪，或是神佛不安，城乡都流行许多“*名堂”。如果人们患赤痢，就说是赤痢*作弄，请巫士到家，杀鸡，做“茅灵子”驱*。患疟疾的人，每日或隔日定时发一阵冷一阵热，俗称“打摆子”，人们就认为撞上了摆子*。有些老年人，教人把一枚铜钱贴在掌心握紧，到街头巷尾乱转，等铜钱握热时扔掉拐弯就跑。摆子*拾钱去，就跟不上了。显然，这种做法对疾疫的防治无济于事。“但广大群众有病既无钱医治，要医治又无良医良药，只好把疾病看作是天命所定，无法摆脱的恶魔，因而迷信于封建*神的摆布。有了病不是问神，便是化水和找巫师除*，完全把疾病寄托于神*和巫师。”当时这种陈旧的观念在乡村很有市场，成为红*时期中共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开展的重要阻碍。此外，国民*与新*阀之间、国民*与中共之间接连不断的战争、战役与战斗，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加快了疾疫传播的速度，加大了疾疫防控的难度。这些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致使现代中国一直无法脱去“东亚病夫”的帽子。这顶帽子不只是隐喻晚清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而且是当时广大民众健康状况的真实写照。据年《医学周刊集》所载:“英属牛西兰(原文如此指新西兰———作者注)人平均寿命是62岁，澳大利亚人60岁，美国人58岁，德、意、法、日各国人均在45—48岁，而中国人则不超过30岁。而且，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约为30%，而欧美各国的人口死亡率是8.1%(牛西兰)—20%(日本)。”其实，这一时期其他一些*派为改变这一现状都有所作为，乡村建设派开展了新村建设运动，国民**府也大力提倡开展“新生活”运动，但因各自的阶级立场、方式方法不同，其效果自然差别很大。当时中国共产*没有乡村建设派那样的外援，没有国民**府的正统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丰富资源，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共产*成功地领导了一场自下而上、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革命，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埋下了伏笔。
二、红*时期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
红*时期中国共产*创建的红*部队和苏区*府随着革命的推进，适时地发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创建了颇具特色的卫生组织，并以这些各具特色的卫生组织为载体，不仅开展了伤病员救护和根据地的卫生防病工作，而且巧取资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地开展形式多种、内容丰富的卫生运动，增强了*民的健康意识，使民众自觉摒弃不良的卫生习惯，显著地改善了*队和地方的卫生面貌。
（一）医疗卫生组织的创建
正如革命事业的曲折复杂一样，中国共产*领导创建的卫生组织也随着红*与根据地的变化而时起时伏，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趋于成熟健全的艰辛历程，并一度发展迅速，然后又因武装斗争的失败而遭到各种敌对力量的重创与摧残。
中国共产*领导武装起义、创建*队初期，由于起义部队成分混杂，尚未统一改编，*队组织非常不健全，*队卫生组织更是薄弱。一些幸运的起义部队承袭了旧部队的卫生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创设了本部队的卫生组织。如百色起义部队中原警备第四大队编有一个医务所，*官教导总队编有医务处，部队整编时，将两个机构合编为警备四大队部*医处，有2名医生、1名药师、1名看护班长、3名医务兵。广州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也在此列。
其他起义部队在创建红*初期的卫生组织设置情况大体类似，起点大都较低，基础薄弱，创建卫生组织的条件非常差，可谓是白手起家、异常艰难。如在鄂豫皖边区创建初期，当时医务人员甚为缺乏，只找到了两位中医———戴淑先、刘典初，随*流动为伤病员医治伤病。轻伤员随*行动，重伤员则分散住在群众家里。虽然红*创立初期，困难重重，但他们并没有被有限的条件束缚住手脚，而是秉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苦心经营，为此后红*和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轰轰烈烈地开展点燃了星星火种。
随着红*的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卫生组织的迅速发展使红*初创时期卫生组织发展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如中央医院的建立为起点，逐步在*队和各级苏维埃*府中建立起各级医疗卫生组织，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建构卫勤保障体系的样板。年，红四*设有*医处，团有卫生队，虽然由于医务人才缺乏，人员配备还不到位，毕竟相关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年12月，红四*在福建的古田召开了红*建*史上有名的古田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红*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使各个红*部队对卫生工作的重视与对伤病员的关心，在思想上、行动上逐步达到了统一。年健全编制，设有总务处，编文书科、供给科、管理科、通讯科;医*局，编第一科(管理医*、人事、教育)、第二科(管理药材);保健局(管理卫生防疫)，编制有巡视员若干人;医院*治部倪志侠任主任，直属单位有卫生医院。各*团卫生部、各*区卫生部在工作上受总卫生部指挥与督促。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不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各级卫生组织始终未单独成立行*性的卫生部(处)，平、战时卫勤保证工作，医院统一管理，医院组织体系。其他革命根据地也根据或参照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卫生组医院为中心的卫生组织体系。
苏维埃中央*府成立后，各级地方卫生管理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常务委员会，对卫生管理机构作了调整，决定省、县、区级的卫生部暂不设立，在内务部的领导下，设立卫生科，乡一级设不脱产卫生员，村设卫生小组。至此，红*部队系统与苏维埃*府系统的卫生组织发展至红*时期的顶峰，建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卫生组织体系。
自年始，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之国民*当局对各革命根据地疯狂的进攻，红*和各革命根据地频频遭遇重创，刚刚建立起的颇有起色的红*部队与地方的各级卫生组织也因此开始转移收缩。以中央苏区为例，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撤销了后方机关，医院大幅度削减或缩编。年冬，当中央红*主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鉴于减员情况严重，中央*委命令八、九*团各改为一个师，医院分别改编医院，每所收容名伤病员。翻过越城岭山脉之后，中央*委根据红*战斗力实情，对部队进行再次改编，撤销了师的后方机关，医院，只保存人数精干的师卫生部和团卫生队;师、团运输队的人数各缩减一半。
三大主力红*会师后即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实现了三个方面*的统一指挥。从此，总卫生部又回到了中央*委的直接领导下，三个方面*卫生机关的组织编制也逐渐统一。总供给部、总卫生部和总兵站部均归总司令部后方勤务部领导，使其成为后方联勤组织。总卫生部兼野战*卫生部，直辖第一、医院，并将*委后方办事处卫生部改为后方卫生部，也归总卫生部领导。后方卫生部直辖卫生学校、医院和第一、二、三、医院。前方卫生工作有总卫生部兼理，年12月2日统一编制，实行小团大连制。总卫生部和后方卫生部的成立、部队卫生组织编制的统一，使三个方面*的卫生机关卫生组织更加健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
虽然反“围剿”的失败，致使中国共产*苦心经营的大多数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刚刚在各个苏区起步的卫生事业中断，*队锐减，*队的卫生组织缩编，但经历过长征的洗礼，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经受住了艰苦卓绝的考验，在*的领导下适时地改编组织，在实行*事战略转移的同时，实现了红*主力部队卫生组织体系的优化与统一，为中国共产*领导人民*队迎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好了准备。
（二）战伤救护工作的开展
各地起义部队，由于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在起义之初都遭受了重大伤亡。如上文所述，起义之初起义部队卫生组织、卫生力量甚是缺乏，有些部队更是一无所有。陕北红*成立初期，部队没有卫生人员，战士负伤后，都是自己或相互用腿带、毛巾、布片、布条包扎伤口，重的由战友背抬，轻的步行或骑牲口。在群众家，主要用土方土法治疗。此外，也有少数伤员，利用地下*或群众的掩护，到各中小城镇治疗。当时秋收起义部队医疗技术水平也很低，治疗方法简单古老，头痛脑热开点阿司匹林、仁丹吃吃，用手沾上水揪揪头和脖子上的皮肤或放放血也是常用的土方;肚子痛使用沙药丸、救急水;烂疤子就涂上稀缺的碘酒、红汞或贴点自制的膏药。对战伤伤员只能包扎止血，但遇到大的出血、头腹部伤、断骨伤等是没有办法的，总之不该牺牲的也就死了。随着红*部队逐渐扩大、各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队前后方的卫生组织逐步建立起来，苏区卫生组织也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虽然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战争更加频繁，伤病员剧增，但中国共产*领导根据地*民以这些卫生组织为重要依托实施的战伤救护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年8月长沙战役期间，红一方面*各*团按级规定了救护任务，设立了从前方到后方的医疗救护组织。医院设在平江和浏阳，总医院和医务室距长沙不过四五里路。正因为如此，火线伤员能及时抢救下来，没有丢掉伤员，并迅速地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将伤员安全后送。随后为避免伤病员交叉感染、便于专门施治，医院根据伤病员的情况将全院分成四个连:第一连收治重伤员;第二连收治轻伤员;第三连收治下腿溃疡者(烂疤子);第四连收治内科病人(痢、疟疾患者为主)。这样，千余名伤病员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大部分痊愈归队，只剩下—医院继续治疗。
在鄂豫皖苏区全盛时期，医院都编有担架组织，营为担架排，团为担架队，*、师编有担架营。各担架队都有严密的组织。苏维埃*府与部队密切配合，从前线到后方沿途设有不少伤兵转运接待站，站与站间的距离一般为50里。群众还经常组织妇女慰问队到站上协助护理伤员，这一时期的伤员后送工作，由于*民互相配合，完成得比较好。当时红*伤病员都能得到较好的救治。在前方*、师医院，伤病员多随部队行动，边行*边治疗，或利用部队休息时间进行换药治疗。医院，条件较为优越。医院就能做腹部、四肢手术，宣化店的陈姓战士，战斗中肠子被打穿了，医院做肠吻合术后，很快恢复了健康。这在红*创建初期是不可想象的。
反“围剿”失败后，实施战略转移的红*部队就失去了在根据地时的优势，*队卫生组织一再缩编，卫生条件恶化，战地救护的难度加大。年4月，转战到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医院为了克服医疗器材缺乏所造成的困难，医务人员用竹子制造各样医护器具，以钟表发条制造的骨锯，以铜料制造的血管钳和镊子等，实行外科手术。为了克服给养困难，卫生工作人员情愿自己吃高粱、黑豆甚至挨饿，也要把大米省下来给伤病员。年3月，红四方面*到丹巴，斜向西北翻越*岭山(大雪山)，第三次过草地。这时伤病员同大部队一样，在水草地艰难地行进。每到宿营地，医护人员忙着找高地安置伤病员，医生忙着查看伤病员;看护给伤病员换药、找水和干粮。每天换下来的绷带都利用途中大休息时洗，然后行*时搭在背上吹干备用。隰积德带着一个排武装做总收容队，总是在别人准备离开宿营地时到达，只能休息一会，吃点干粮又去赶大部队。在过草地后期，药品器械都消耗完了，只剩医护人员随身带的一点药械。他们收集了仅有的几件旧床单、衣服和旧衣絮，煮一下代替敷料，粗制奶油代药膏，最后只能用喇嘛经的草纸片和阔叶、野菜叶子来给伤病员盖伤口。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正是这些医务人员的坚守和付出，治疗了广大伤病员的伤痛，鼓舞了士气，使红*爬过雪山草地，保留了革命火种，实现了战略转移。
（三）卫生防病工作的开展
红*创建伊始，年轻的中国共产*和*队并没有卫生防病的意识，起码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后来因疾疫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剧增，加之医药资源缺乏、治疗水平有限，迫使中国共产*和*队的领导人从源头寻求解决之策，这才将卫生防病作为重要的事情来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之扩展到苏区，发动了卫生防疫运动，改变了革命根据地的卫生面貌。
长期战乱不仅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而且造成人口大规模流动，致使某些疾病不时流行。加之红*的作战区域大多在山区，作战地域广，战线长，体力消耗大，且初期缺少卫生人员，没有专人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又因给养不足，生活条件差，广大指战员身体非常虚弱，疾病时有发生。同时，因部队是集体生活，如对某些初发传染病员处理不当，就很易造成疾病流行。这共同造成了红*部队疾疫时有流行，非战斗减员严重。如地处鄂豫皖的箭厂河地区年痢疾流行;年天花流行，死亡甚多;年痢疾再次流行，死亡更甚，有的村庄甚至无人抬棺。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期间，有2/3的人“打摆子”(疟疾);海陆丰起义部队，当时约有90%的人染上了疟疾和皮肤病。疾病减员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因此，红***领导在关心伤病员的治疗工作的同时，更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