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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的话：本台从即日起，连载赵训张先生的长篇著述《江南塞北任平生》。赵先生是山羊在伊克昭盟师范学校求学期间的中文老师。先生年生于江苏扬州，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来到鄂尔多斯任教，八十年代后期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先生的长篇著述，详尽记录了先生那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先生那渊博的学识和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心口如一、待人以诚的可贵品质，让我们感佩不已！
春节过去，天气刚刚回暖，局势又紧张起来。日本*子打过长江，扬州已沦陷。眼看要沿运河北上，高邮危在旦夕。外祖父决定，男丁留下看家护店，他领着妇孺家眷下乡避难。我父亲虽然是个大男人，但却是个读书人，没有干实际事务的本事，脾气还大，留下无用。弄得不好还要坏事，让他领着我们一家，一起下乡。外祖父的佃户在东边乡下，离城不到二十里。那里认识的人比较多，住房好找一点。经过事先安排，等我们来到乡下时，住处均已有了着落。外祖父一家住在一个大庄子，这大庄子有一、二百户人家。庄子里还有一、二家小店铺，买点针头线脑、火柴蜡烛、咸盐草纸之类很方便。庄子东头有一条河，四通八达，赶集、进城，乃至去里下河一带都行。我们一家住在一个独家村，就是这个村子只有一户人家。虽是一户人家，房屋却不少，我们一家人住进去，并不觉得拥挤。独家村在大庄子的西边，相距不足百米。所以，跟外祖父家仍然经常来往。关键是，房钱、伙食、日常用度都得自行负担了。父亲这时已没有收入，又没有积蓄，只好跟外祖父借钱。这个情况我是在年到高邮探望母亲时，母亲告诉我才知道的。母亲拿出一个经摺子给我看，说：“这就是你爸爸当年跟外公借钱时用的经摺子。”我接过来一看，摺子的封套上写着“恩深义重”四字，是父亲的亲笔。摺子里写着一笔笔借钱的日期和钱数，还盖着父亲的印章。一页一页看过去，已经写了不少页了。总共借了多少我没有细算，大约有三、四百圆罢。后来我到镇江见父亲时，讲了经摺子的事。我说：“五、六百圆哩，你准备怎么办？”他怔了怔说：“没有那么多，三百几十圆罢。”可见他记得清楚，但却不提还债的事。这笔债父亲至死也没有偿还。对照他亲笔写的“恩深义重”那四个字，父亲的行为用“忘恩负义”来形容，应该说是很贴切的。
在独家村住下不久，一天深夜，忽然远远近近锣声大作，间杂着还有“砰！砰！”的枪声。我们全被惊醒了，吓得不敢出声。好一会儿我悄悄问父母是怎么回事，父母低声解释并安慰道：“大概是土匪来打劫了。我们这儿是独家村，土匪不会来的。别害怕，放心睡觉。”锣声、枪声闹腾了也就半个多钟头，渐渐平息下去，我们也渐渐睡着。第二天上午，母亲领着我和两个姐姐到大庄子看望外祖父一家。他们担惊受怕一夜，最后平安无事。土匪的目标是另几户人家。因为乡间各庄订有联防公约，这个大庄子的有关人员发现土匪来袭，立即鸣锣报警，同时鸣枪吓阻。附近村庄闻声响应，于是便爆发了一片锣声、枪声。这一片声响未伤及任何人，却颇具威慑力。土匪虽未闻声就逃，却也不敢久留，仔细搜掠。掳得一些衣物粮食后，就匆匆上船而去，所以被抢劫的人家损失并不大。这些盗匪伴着战乱而生，只抢实物，并不伤人，跟那种杀戮成性、怙恶不悛，不光劫财，还要抢人的惯匪还是大有差别的。
土匪抢劫的事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面，激起一阵波澜后不久便复归平静。接着父母就忙着为我解决上学念书的问题。那时乡下没有学校，可是不远不近处总有一间私塾。外祖父住的大庄子就有那么一间。父亲先去联系入学事宜，除了谈妥念什么书，什么时间上学、放学，付多少酬金外，还跟私塾先生说好，不可用戒尺打我的手心。用戒尺打学生手心，是私塾里最常用的体罚方式。上私塾而没被打过手心的几乎没有，因而学生间常常交流一些被打而不至于太疼的招数。其实那只能是心理上的预防，属于精神疗法，自我安慰。小小掌心，被那又厚又沉的戒尺打下去怎能不疼？关键是看先生打几下，是否用力。不让先生打我的手心，这可是破天荒的事。那位私塾先生大概看在我父亲是新派知识分子、又是中学教师的面子，诺诺连声地应允了。
入学的事办好，父亲又去赶集为我买书。一天他买回两种版本的《百家姓》。一种是手工制造的毛边纸印的，纸质毛糙发*，除了一行行文字，没有任何装饰；一种是机制纸又称白报纸印的，纸质光滑洁白，文字上方有插图，每一行文字之间有线条隔开。父亲说我会喜欢毛边纸印的，母亲说我会喜欢机制纸印的，然后把我叫去选择。我比较以后，选择了机制纸印的那一种。母亲高兴得大笑起来，父亲则有些不好意思。我望着他们问：“这是怎么了？”母亲说：“我们打赌了，看你喜欢哪一种，结果我赢了。”许多年之后，当我对“美”有了些美学理论的认识时，当然理解毛边纸印本才是美的，那么简洁、朴素、大方、养眼，而机制纸印本就显得太繁琐、俗气了。母亲的审美观与儿童相近，所以能猜中我的喜好。父亲研究过儿童艺术心理，却在实践中不会应用，输得并不冤枉。
《百家姓》就此成了我在私塾里的第一个课本。这个课本其实是个真正的识字课本，不用讲，也没法讲。先生教你念，你就跟着念。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琅琅上口，很好念的。今天教的今天念会，明天背诵无误，先生便再教新的。教课的分量按你的接受程度来定，由少到多，每个学生各不相同，颇有因材施教的特点。所以在私塾一共读了几年，并不表明究竟读了多少书。快的早就过了识字启蒙阶段，念上四书五经，属对作文了。那慢的还在那儿吭哧吭哧念“三、百、千”哩！我念的这间私塾有十七、八名学生，年龄大小不一，课本也不一样。除了念书，还要习字。学生很勤奋，先生也够辛苦的。
私塾最大的特点就是要诵读教过的课文，而且要大声诵读，所谓“书声琅琅”就是最好的写照。早读是每天必作的第一件事，学生是不许迟到的。进屋坐好，打开书本，马上开始诵读。嗓音有粗有细、有高有低，有的慢条斯理，有的扯开喉咙似在吼叫，诵读声能传出很远，就像一场节奏紊乱的混声大合唱。先生见此多作期许状，乡人听此亦多作赞许状。如果读书声渐渐低了下来或者时断时续，先生便会用戒尺在桌上“啪”地猛拍一下，同时大喝一声：“念”！于是诵读声便又忽地高扬起来。我后来省悟，为什么很多人把上学称作“念书”？就是因为现代学校产生之前，在私塾学习就是要大声念书，已经成为众人根深蒂固的通识了。
我把《百家姓》念完后，照例又念了《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还念了一点叫什么“杂志”的书，里面主要是农村常用的各种词语。诸如作物、蔬菜、树木、花草、农具、用具、牲畜、家禽、食物、衣著以及天文、地理、人伦、世情等等。这个教本没有念完，我们和外祖父家就一起回到城里。我也就结束了在私塾念书的经历。
这次下乡躲兵荒，是我第一次接触农村，一切都很新鲜有趣。眼睛见到的景色、人物，跟城里的不一样，鼻子嗅到的气息、气味也跟城里的不一样。总的印象是美好的。唯一感到不好的是下乡的城里人全都患上了疥疮，有的还是脓疱疮。我们家也无一幸免，只不过父亲母亲生的疮比我们少得多，我们这几个孩子，除了脸上生得少，浑身上下没一处不生疮。疥疮浑身痒得难受，脓疱疮不光痒，还散发着一股臭气。不仅自己难受，还让别人跟着难受。农村人也有生疮的，不多。即使生疮，也轻得多。出现这种现象，大概是城里人的抵抗力不如农村人，孩子的抵抗力又不如成年人的缘故吧。有传言说，那一年生疮的人特别多，是日本*子施放细菌造成的，我们听了将信将疑。后来知道，生疥疮是一种叫疥虫的很小的虫子在人的皮肤上造成的病患，跟螨虫专在你鼻子上作害，让你患上酒糟鼻子一样。战乱使人群流动，不适应异地环境和病原体的人，就容易患上异地常有的疾病。有病就得治。中药西药一起上，偏方秘方一起试。口服的、涂抹的、熏蒸的全都来。虽然有所减轻，却始终未能根治。其间还吃过许多次青蛙（当地称为田鸡），据说可以解*。是否能化解疥疮之*未见明确效果，青蛙腿那蒜瓣肉却鲜美异常，让我们好几次大快朵颐。直到回城后又过了段日子，这难缠的疥疮才逐渐痊愈。
三、父亲抛弃了我们
这时高邮城已被日寇侵占，社会情势反倒比沦陷前夕平静了些。外祖父家仍回原住处，我们家在北门外大街的一个巷子里租了几间房子住下。不久，又搬到城内百岁巷住下。只记得有一天狂风大作，沙尘满天，屋内到处落满尘土。这种坏天气从未见过，所以印象极深。后来在内蒙古见识了许多沙尘暴，才知道那次见到的坏天气真是小菜一碟，不算什么事儿。过了夏天，父亲藉口到未沦陷的里下河一带找事做，离开了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对我们的离弃，我们小孩子在事先自然难以察觉，就是母亲也没有起过一点疑心。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吵过架，甚至连争执都很少见，父亲说什么，母亲就听什么。真是夫唱妇随，略无嫌隙。父亲如果有外遇、养情妇，甚至娶个小妾弄回家来，母亲也不会呕气、吵闹，而会觉得很正常。怎么能想到父亲竟然把整个家庭都抛弃了呢？后来长时间音讯全无，也只当是战乱期间交通阻隔、邮*不通的缘故。反正生活全靠外祖父接济，母亲也就没有什么不安。
父亲前往的里下河一带，泛指江苏省中部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兴化（读若花）就位于这低洼地区的中心，俗称“锅底荡”。其他如泰州、泰县、泰兴、东台、如皋等地方也与这“锅底”相距不远。大体上运河之东、淮河之南、长江之北，直到海边都属于这个范围。这个地区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只要有船，哪里都能去。八年抗战期间，这里一直由中央*和新四*控制着，始终没有沦陷。盐城是新四*指挥部所在地，泰州是中央*老巢。父亲到那里谋事可谓名正言顺、冠冕堂皇，谁能想到这竟是脱身之计？后来断断续续得知，父亲不知通过什么办法，早已与后来成为我“小妈”的焦先生取得联系，离开高邮后直奔泰兴，二人一块同居了。
为了把他们的苟合装扮得合情、合理、合法，特意在当地报纸的广告栏登了一则“结婚启事”。启事以极简短的文字宣告他们二人于年某月某日结婚，“诸亲友恕不另简”。这行径太自欺欺人了。这长宽仅如一指的广告，怎能掩盖那缺德、违法的本质呢？道德方面的评判暂且不说，用法律的准绳来衡量，父亲的行为已经犯法，是不容置辩的。他并未离婚，又再次结婚，这则广告就是他重婚的铁证。要知道，中华民国的法律是禁止重婚，禁止纳妾、禁止遗弃妻子和子女的。作为已结婚十几年，生育了六个子女（最后一个产后夭亡），为人夫、为人父的男子，公然再次“结婚”，是不是触犯了法律？妻子无谋生技能，子女均年幼，竟然绝情而去，遗弃不顾，是不是也触犯了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更有《婚姻法》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保护合法的婚姻、家庭。父亲之所以没有受到惩处，完全是因为母亲善良、忠厚和优容的品质和性格，以及她头脑中的“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任何不幸都归之于命运的迷信思想所致。除了承受、忍让、母亲不会对父亲采取任何抗争、报复的手段。父亲肯定看准了母亲的性格和弱点，才敢于如此肆意妄为。
父亲和小妈把那一条窄窄的“结婚启事”剪下，装在镜框里，挂在房间墙上。我见过。但是当时的诸亲友一概不知，后来知道他们同居的事，却谁也没有见过那则广告。一是诸亲友谁也不来他们的家，即使有来的，也没有进过他们的房间；二是不知父亲和焦出于何种考虑，后来把那镜框取下收起来了，诸亲友即使进了房间也见不着了。
父亲于年秋突然去世，与焦的“婚姻”维持了20年。赵氏家族的人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是正式的、合法的婚姻。那则广告等于白做。我们定居镇江不久，祖母也从扬州来到镇江伯父家养老。因为祖母最宠爱我这个孙子，所以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看她。不光是为了得到她的爱抚，而且还为了在伯父家饱餐几顿好饭菜，吃一些伯父为祖母准备的糕点和时鲜水果。父亲只在过年过节时去看望一下。焦作为“儿媳”本应与父亲一同前去，但直到祖母去世，她没有去过一次。以什么身份去见面呢？实在不好说，干脆不去。我的母亲则堂堂正正过上一年半载便来一次镇江，住在伯父家，看我，看祖母。年，祖母卧病在床，母亲特地从高邮赶到镇江侍候，喂饭喂水，端屎端尿，伯父一家深为感谢。祖母去世，棺柩运回扬州祖坟安葬前，先在镇江发丧吊唁。我的母亲和伯父母一样披麻戴孝，行礼如仪。焦知难而退未曾到场。父亲则避开时间，单独跪拜哀悼。然后掉头就走，怕与母亲见面，也怕别人问话。
父亲与焦的这桩“婚姻”不仅切断了与赵家“诸亲友”的关系，而且也切断了与焦家“诸亲友”的关系。焦的父亲得知女儿与我父亲“结婚”的消息后，立即派长子到泰兴把这个败坏门风的不肖女带回来。焦实在无法违拗父兄的严命，只好跟着长兄回家。父亲不舍，一路相送。不想经过一座桥时，焦忽对父亲叫道：“赵八雁，你要是真爱我，就跟我一起来！”说罢纵身跃入河内。父亲见状，也跟着跳了下去。焦兄赶紧呼救，行人纷纷援助，不一会将二人打捞上岸。所幸时值初冬，河水较浅，二人并无大碍。他们得救后不但不感谢众人，反而埋怨众人不该施救。焦兄见其妹竟然以死抗争，长叹一声，不再理会，迳自回扬州向老父复命去了。老父愤恨之极，去世时留下遗命，断绝父女关系，不承认这个女儿。
他们跳水自杀的那座桥叫“安x桥”，二人后来生了四个孩子，便以“安、桥、跳、水”分别命名。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生后不久夭折，占去了一个“安”字。
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赵训桥。“文革”第二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分配在上海某设计单位工作。年在家中上吊自杀，年仅三十。训桥禀赋聪明，性情温良，唯稍嫌内敛，与我较亲近。刚刚成家立业便弃世而去，实在可惜可悲。我曾问过焦和训跳其死因为何，皆语焉不详，或以抑郁症对之。我妻猜测，是被其母与妻两个女人逼死的，或可备一说。训妅（后改为红）则认为是不堪忍受“小老婆生的”这一污名带来的压力而自绝。我以为，一般人的风言风语或可忍受，如果其妻或岳家有人以此相辱，则必不堪承受。训桥不智，然殃及后代，焦与父均难辞其咎。
第三个孩子也是男孩，取名训跳。赵训跳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专业。原分配在天津某单位工作，训桥死后为照应其母调回镇江，在一所电子学校任教。后入*，升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直至退休。与我关系尚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逢春节就给我来一个电话问候问候。其妻之姐曾任镇江市人事处长，姐夫是江苏省*区的司令或副司令。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训跳在80年代初给我来信说，若是想回镇江工作，他可以帮忙。我已完全适应内蒙古的生活，又刚调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不久，加上妻子毅仙坚决拒绝跟我去南方，所以就辞拒了，算是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训跳的妻子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但是管理家务的能力挺强，生性又比较泼辣，曾与焦发生矛盾，搧了焦一个耳光。焦被二儿媳妇打了个耳光的事迅即从镇江传到淮阴，训强得知马上写信告知远在内蒙古的我。这真应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民谚了。但是她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大伯子大概有些许好感吧，一次与训跳通电话时，她竟接过话筒跟我对上话。我夸赞她管家辛苦、有功，又说了些训跳的弱点，希望她们互谅互让，互相帮助，把日子过得更加和谐、幸福。她听了说：“你还真了解你的弟弟。”训跳工作后将跳字改作眺，因为用跳字作名字太有点奇怪，人家问起来，难以解释。
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儿，叫赵训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一直在镇江任中学教师。其自私、乖戾，种种毛病，得自其母而较其母尤甚。与我陌如路人。
这几个儿女都很讳言父母的婚事。须知，“小老婆生的”这句话会使他们很觉羞惭，其伤害力比骂你是“私生子”（内蒙古鄂尔多斯方言叫“圪泡”）还厉害。其实关键在于你究竟是不是，不是，那只是辱骂而已，连一根汗毛也伤不着。如果是的话，那伤害可就至深且巨了！可是，在镇江的教育界，年纪大一些的人谁不知道他们的老底？虽然这种认识是封建意识，但是它潜藏太深，改造太难，依然是很现实的存在。这几个儿女当然不用对他们父母的结合负责，但是残存的旧意识，如朔风般的闲言碎语，不能不使他们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父亲和焦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原来的家庭，让妻子儿女遭殃，也祸延后来的儿女，害得他们一辈子不得轻松。
父亲去世以后，焦不得不通知我的母亲，说明她是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的。母亲立即领着大姐训美、弟弟训强从淮阴赶到镇江奔丧。焦也打电报通知了我，但我那时已被划为右派分子，正随全班同学一起在上海郊县嘉定县徐行公社金家宅村实行学习、科研、劳动“三结合”，回去似有不便；加上离开父亲的家已有八年之久，从来不通信，心里早已觉得父亲与我的父子关系其实只有生物学上的意义，在社会学、伦理学上已无关系，所以决定不回去。大姐后来写信告诉我，丧事办得很隆重，灵堂挂满了輓联、輓幛，摆放了很多花圈。来弔唁和祭奠的老师和学生尤其多。我想这是社会对他应该有的评价，毕竟他在镇江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了，大节也还是不亏的。后来弟弟们向镇江中学校方申请遗属补助，校方同意，按月发给母亲遗属生活补助费。这表明社会上、组织上承认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合法有效的，是持续存在的。补助费发了许多年，直到年母亲以90高龄去世方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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